最後的張愛玲民間故事

她似乎早已預知了她最後的生活，總有蝨子的困擾，猶如孤島，死了也沒人知道。

1983年的一天，林式同受朋友之託前去給張愛玲送信。那是一棟單身公寓，類似廉價旅館，在好萊塢東區。按了門鈴，裏面的人只開了細細一條門縫。她説，自己沒有換好衣服，很抱歉。把信放在門口就請回吧。他照做了。他一點也不瞭解住在裏面的女人，此前，也從來沒聽過她的名字。他放下信後便告辭了。

張愛玲從門縫裏伸出手來，取走信。馬上就把門關上了。那年。她63歲。1972年，她獨自一人從紐約搬到洛杉磯。自從丈夫賴雅在1967年去世後，她就孤身一人生活。她離羣索居，不喜見人，電話響了也不接，除非是預先寫信約好的來電。她也很少寫信，只是偶爾和密切的朋友、上海的姑姑和弟弟通信。而就算是稀少的書信也幾乎成為她的一種負擔，“一封信要寫好幾天，屢次易稿，抄了又重抄”。她説，“大概是不會説話就不會寫信”。在最後的二十年裏，她開口説話真是奇少，除非不得不説，否則都是沉默。而自己的地址和電話，她總是請他們代為保密，生怕別人知道。她下決心，“過往的'人一概不見”。

一年之後，林式同意外地接到張愛玲的邀約，在一家汽車旅館見面。只見，“走來一位瘦瘦高高、瀟瀟灑灑的女士，頭上包着一幅灰色的方巾，身上罩着一件近乎灰色的寬大的燈籠衣。就這樣無聲無息地飄了過來。”

她當時正遭蟲患，總覺得屋裏有跳蚤——“南美品種。生命力特別頑強，而且小得肉眼都看不見”。在她居住的地區，確實有很多南美的移民。所以，她從住了近10年的單身公寓裏搬了出來，在各種汽車旅館裏輾轉遷徙，躲避蝨子。“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蝨子”，年輕時候的她曾寫下如此讓人驚豔的句子。如今。居然像詛咒一樣，應驗在身。那看不見卻又無處不在的小跳蚤，如幽靈般讓她不得安寧。她甚至剃掉了頭髮。出門時只能包着方巾，或帶着假髮。她有好幾頂假髮，或長或短，樣式不一。恐怕，她已經不怎麼照鏡子了。她如何審視鏡子裏的自己呢?她向來那麼在意自己的形象。

接下來的俾裏，跳蚤夢魘始終糾纏着她。她幾乎“天天搬家”，拖着行李，像個流浪漢。無論出門或在房間裏，她都穿着毛拖鞋，髒了就扔。她用一次性餐具。也是在這段頻繁搬家的日子裏，她養成了丟棄東西的習慣，她的身外之物越來越少。期間。她把移民證件也弄丟了，徹底成了沒有身份的異鄉浪人。

幸好，醫生開的藥治好了她的皮膚過敏。她終於結束了4年的汽車旅館流浪生涯。她找了一處單身公寓，依然小心翼翼地避着人，能不出門就不出門。即便如此，還是有人找到了她的地址。一位台灣女記者，已經悄悄地搬到了隔壁。

女記者有點走火入魔，守株待兔了一個月，終於在張愛玲出來倒垃圾時見到了。 “她真瘦，頂重略過八十磅。”張愛玲穿白襯衫，藍裙子，皮膚很白，低身去整理幾個紙袋子。見有人。起了警覺，又關上了門。女記者生怕驚動她，躲了回去。見沒人，張愛玲才又出來，急步下樓去。女記者迅速繞一小徑，躲在牆後偷偷看她。“如見林黛玉從書裏走出來葬花，真實到幾乎極不真實。”這驚鴻一瞥，讓女記者想起了《綠野仙蹤》。

在張愛玲離開後，女記者用一長枝菩提枝子把她丟棄的全部紙袋子勾了出來， “坐在垃圾桶邊忘我的讀着翻找着”。張愛玲可能感覺到了什麼。租約滿後，她就搬家了。後來，女記者的淘垃圾記見報了。猶如驚弓之鳥，張愛玲的警惕性更高了，對自己的住址“絕對保密”，連她的姑姑都不知道。

1991年，林式同接到張愛玲的信件，請他幫忙找房子。蝨子夢魘又回來了。她每月花兩百美金買殺蟲劑，“櫥櫃一格一罐”。張愛玲找到了新公寓，這也是她最後的住所。她在郵箱上用了假名phong，越南人的姓。她對伊朗房東説，外面傳説她發了財，有許多親戚想找她借錢，躲也躲不開，phong是她祖母的名字，在中國很普通。不會引起注意。她幾次忘帶鑰匙，把自己鎖在門外，抱怨浴室設備有問題，要房東修理。

1992年，林式同接到張愛玲一封重要的信件。她説，為了辦大陸版權委託書， “在書店裏買表格就順便買了張遺囑，免得有錢剩下就會充公”。她請他做遺囑的執行人。自從1991年，第二次見面後，他再也沒有見過她，他們的聯絡方式就是寫信，偶爾也在電話裏閒聊幾句。當然，這也是通過信件預先約定好的。有一次，她跟他説，三毛怎麼就死了呢。他沒有接茬，因為他不知道三毛是誰。他是個建築師，對文學圈的事幾乎不知。

1995年中秋前夕，張愛玲被發現死在公寓。尖瘦的她躺在紅色的地毯上。第一個發現屍體的是看公寓的黑人，他發現她多日未出門，上去敲門，沒人迴應。警察聞訊趕來，驗屍報告説。已死三天。

“我有時覺得，我是一座孤島。”或許她早已預知了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