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走基層徵文範文

範文一

農曆臘月二十八，我收拾好行囊，懷着興奮的心情，第一次乘坐高鐵回家過年。

我的家鄉在河北省保定市唐縣，唐縣歷史悠久，為古唐侯堯之封地，其名肇於上古，是華夏民族的發祥地之一。著名的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白求恩柯棣華紀念館就坐落在縣城北2公里處的鐘鳴山下。這裏的人們，都以生活在唐堯故里，身為唐堯兒女而自豪。

2005年8月，我第一次離開家鄉，到北京開始了長達7年的求學生涯。離開之前的那些年，家鄉一直是老樣子，絕大部分樓宇不會超過8層，道路狹窄，塵土風揚，人們渴望物質精神更加富足的生活，可因為種種原因，還是不得不勒緊褲腰帶過日子。而這些年，尤其是我在外求學的這些年，家鄉可以説是發生了飛速的變化。

先説説城鎮面貌的變化。今年回家，我特地圍繞整個縣城中心走了走，令我吃驚的是，居民小區的建設速度可謂是如雨後春筍一般。“中央公館”、“中山新城”、“方舟小區”、“孟唐花園”、“北城楓景”，這些在三四年前可能只會在城市裏聽到的小區名字，如今，在一個小小的縣城內，幾乎隨處可見。更讓我想不到的是，以前的居民樓多以4—8層為主，而今年，我第一次看到了高達27層的居民樓，恍惚之間，我以為自己又回到了北京，可是，當我得知樓房的均價在2300元/平方米時，我又一下子從夢幻般的北京回到了現實。從北京到唐縣短短3個小時的車程，房價居然會相差10到20倍。在我自己曾經生活過的小村莊，雖然沒有被開發商改造成居民小區，但村民們也都自己蓋上了2—3層的小樓房，有的家庭還在樓頂開闢了自家的小菜園、小花園，生活得悠哉樂哉。

再説説人的變化。毋庸置疑，城鎮面貌鉅變的背後，其實是人們生活水平的提升。那些年，走在縣城的街道上，看到的多是自行車、三輪車和拖拉機。而這些年，汽車一下子多了起來，且不乏各種名車。有錢人開上了奧迪、寶馬、奔馳，中等收入的家庭則開上了大眾、比亞迪等。物質生活豐富之外，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變得更加多姿多彩。現在，縣城裏的家庭幾乎每家都安裝了電腦，通過上網，與生活在大城市裏的人們同步感受着這個時代的節奏。縣裏新建了電影院，諸如《人再囧途之泰囧》這樣的電影也成了人們爭相談論的對象。到了晚上，政府廣場上燈火輝煌，音樂聲四起，來自周圍小區的人們競相到這裏唱歌、跳舞，好不熱鬧。以前過年回家，同學聚會吃完飯後沒去處，而這幾年，大家聚完後都一窩蜂地湧向縣城東邊的KTV，盡情地唱上好幾個小時。

那些年，我只能穿姐姐小姨們穿剩下來的衣服，只有在過新年的時候才能穿上一次媽媽買的新衣;那些年，一家人春夏秋冬只可以吃時令菜，只有在春節時才能吃上一次雞鴨魚肉;那些年，我和家人一起住在帶有院落的平房裏，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小偷翻過院牆偷走了院子裏的3輛自行車;那些年，我隨父母去一趟姥姥家要騎自行車1個多小時。而這些年，只要喜歡，我和家人可以每月都為自己填上一件新衣服，而不必等到過年;這些年，我們一家人可以一年四季都吃到各種各樣新鮮的瓜果蔬菜，不必再擔心會營養不良;這些年，我們全家搬進了新建的小區，有了車庫和攝像頭，不用再擔心車子被偷;這些年，縣城裏有了公交車，去姥姥家最多隻需要30分鐘。

那些年，這些年，這種種鉅變，正是我們整個國家經濟社會大發展的縮影。只有國家的穩定向前發展，才有普通老百姓的幸福生活。當然，這些變化目前也僅限於縣城最中心，縣城周圍的多數鄉鎮，變化依然不是很大，有錢人在縣城買上了房子，而經濟情況一般的人，依然還是守着“一畝三分地”，過着“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然而，也正是這種不變，孕育着新型城鎮化向前發展的希望。

範文二

我在三個地方長期生活過，一個是我的出生地河北望都一個叫太和莊的小村子，一個是河北清苑縣城，一個是北京。三個地方，分別藏有我的童年記憶、求學時代和青春理想。

2015年，我正式步入而立之年，來北京也有8年時間。8年裏，我很少回到那個“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的村子裏。一個原因，自從爺爺奶奶去世後，太和莊村便好像不再是我的家;另一個原因，不忍心看到一生面朝黃土背朝天的長輩們依然過着量入為出的清苦生活。

2012年，叔叔家的小女兒新婚，我家兒子也誕生了。藉着雙喜臨門的喜慶，叔叔組織起了全家三十幾口人，又聚在一起。回老家之前，我和媳婦做了充足準備，把兒子裹得像個粽子一樣，動都動不了，奶粉、尿不濕，甚至連衞生紙都帶上了。50公里的路程，以往回家都要經過一個半小時的顛簸，去年村裏修了一條外環路，直接通到了高速路口，半個小時就到家了。剛進家門，迎面撲來的熱氣讓我很容易發現了叔叔家裏各個屋裏的暖氣，還是壁掛式的。我趕緊給兒子鬆綁，讓他涼快涼快。叔叔告訴我，今年他把每間卧室和客廳都安上了暖氣，光買煤就花了3000塊錢。

上一次的相聚已不知是哪一年，那時候過年燉上幾隻雞，炒個蒜薹肉片，都是美味，孩子們們總會趁着大人不注意偷偷嘗上幾口。吃完飯後，妯娌幾個還要抽出1個小時來刷碗。現在飯菜很快上桌，一次性筷子、紙杯、餐巾紙、可樂雪碧，還有堂哥掌勺做的魚香肉絲、剁椒魚頭、油燜大蝦、可樂雞翅……比下館子都給力。

“過年嘍!”斟滿幸福的美酒，暢聊着這一年來的開心事。多年患有哮喘的大大參加了新農合，每年上萬的藥費現在只需兩千;堂弟新買了一輛悦達K2，坐進去比我的標緻207寬敞多了;姑父家新蓋的大房子，卧室、廚房、浴室一應俱全，與城市的單元房相比，還要多出一個可以放風箏的大院子。也就是我很少回家這幾年，農民收入持續快速增長，201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7917元左右，比2003年增加5000多元，九年間年均名義增長13%。特別是2009年以來，農民收入增速持續超過城鎮居民，城鄉收入相對差距逐漸縮小。這些數字絕不是憑空捏造，回想起九年前，爸爸總會把我們淘汰的東西送給叔叔，彩電、摩托、衣櫃，叔叔也會高興地接受。現在，他們家裏全是最現代的東西。我的堂兄弟並不是暴發户，他們都在保定打工，每個人有5000元左右的收入，一年下來，夫妻二人能攢下三四萬。

幸福不經意地來了，但堂兄弟們還有一些遺憾，就是到城裏打工，不能與父母兒女在一起。保定的房價現在五六千一平方米，買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也要四五十萬，對於他們來説還有些吃力。堂弟説：“眼瞅着爸媽都老了，如果我在保定買不到房，怎麼照顧他們?回來種地，農產品收益又低，都是麻煩事兒。”因為户籍等因素，農民工很難融入城市，城市只能是打工場所，家還要安在農村。正尋思着，大大和他的兒子進來了，大大説：“中央一號文件不是提了個家庭農場概念嗎?到時候你們都去城裏，帶着父母孩子，地裏活兒全部交給我。家庭農場，不就是先從家族開始嗎?”

2015年1月底，中央一號文件連續十次鎖定“三農”工作，提出要着力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着力發展多元服務主體。深化農業經營體制改革，很可能會解決堂兄弟的後顧之憂。

家鄉的變化，不能用翻天覆地來形容，而是一點一點幸福累積後的`質變;是黨和國家政策一步一步實施後效果的顯現。元旦前夕，習近平總書記來到我們保定阜平縣看望困難羣眾時指出,沒有農村的小康,特別是沒有貧困地區的小康,就無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讓我們這些農村裏出來的孩子倍感温暖，真心希望家鄉奔向小康的日子裏，會有更多閃光點。

範文三

春節回老家前，父親打電話千叮嚀萬囑咐地一定讓我把照相機帶上。我很納悶父親的這一要求，因為他平時不愛照相，但懼於父親的一貫嚴厲和沉默寡言，我又不敢問他，只能照辦。

臘月二十八上午，我回到位於魯西南的家中，父親立刻給我升起了一個火盆取暖，母親高興地在廚房裏忙上忙下準備午飯。過了一會兒，父親説：“讓你娘先做着飯，你跟我出去轉轉，帶上照相機。”

“中。我給你照幾張。”我一邊拿相機一邊説。

“不是給我照，你照照咱莊吧”。父親點燃了手裏的香煙低頭猛吸一口，説：“鄉里蓋了‘新農村’(指建樓房)，過了年咱莊搬完就要拆了，你多照幾張，我好留個‘念想’。”

原來，城鎮化的東風吹到了我的家鄉，地方政府將我們附近的6個自然村5000多人合併成一個社區，集中一處蓋起了8户一排的二層小樓。農民搬入新樓後，這些村的老宅基地全部平掉統一復墾，聽説可以節約出2000多畝的土地。

按説辛苦了大半輩子的父親，好不容易趕上了建設新農村的政策，政府將我們的瓦房變成樓房，他應該高興才對，但是“住樓”要以拆掉整個村莊為代價時，父親心裏卻多了一種莫名的傷感和失落，甚至是不捨。

在爺爺生前留下的老院前，在村裏早已坍塌的戲台前，在“文革”年間刷在牆上的標語前……父親讓我為他留下一張張影像，我知道在那裏一定有他最難忘的回憶。村子裏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似乎都與生活在那裏的父親息息相通，而今這些東西即將不在了，情感就像被狠狠地閃了一下，沒着沒落的。

在街心空場上，我們遇見了幾位曬太陽的老人，噓寒問暖後，話題自然轉到了“新農村”。八十多歲的二爺爺握着我的手忽然掉起了眼淚，哭着説：“小啊，你説建新農村咱莊要是扒(拆的意思)了，那不是連祖墳也得刨，等二爺爺老了(去世的意思)，還有地方埋嗎?以後咱莊上的後代還知道他們是哪裏的人嗎?”

面對老淚縱橫的二爺爺，我只能勸他“大過年的不想這些”、“您老能活到一百歲”，但憂傷的氣氛卻瀰漫開來，不經意間襲上了每個人的心頭。坐在一旁的堂大爺説：“咱也不是不想住那乾乾淨淨、漂漂亮亮的新樓房，可就怕住不起啊!”他嘴角咧了咧，似是一絲苦笑，“聽説住樓房得交不少物業費、煤氣費，連喝口涼水都得花錢(指自來水費)，咱又沒工作，地裏那點收入也就夠填飽肚皮的。再説咱那鋤鐮杴钁、犁鏵耮耙往哪裏放?乾草秸柴火棒往哪裏堆?樓上能養豬狗牛羊嗎?……咱莊稼人就是土命，就像莊稼棵兒，根得紮在土裏，吊在樓上，和土隔開了，還能過好嗎?”

“是啊。要是搬到那邊去，以後下地也不方便了，光走路就多了六七裏。(地)不在家門口，地裏長個草、莊稼生個蟲也不能立時知道。”老莊稼把式兆泉大爺也憂心忡忡地説。

回來的路上，村裏一個個的大紅“拆”字又尖利地扎進眼窩，疼得我受不了。我扭過頭，不看它們，我厭惡它們，是它們宣判了這個村莊的死刑，是它們奪走了人們年節的歡樂。可這些“拆”字卻老在我眼前晃悠，飄飄忽忽，鋪天蓋地。快到家門口時，父親望着廚房裏升起的炊煙，若有所思地説：“要是煙囱不冒煙了，那還是農村嗎?”

中國人常説：窮家難捨，故土難離。拆掉一個村子，就是拆掉一處鄉思，就是拆掉一羣人心中的根。但農村的城鎮化進程是大勢所趨，誰想阻擋都是徒勞甚至愚蠢的，這個道理我懂。可從小養育我們的農村家園即將消失時，父親那抑於心底的鄉愁又叫我無比痛惜。我無力挽回什麼，更談不上拯救，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手裏的相機儘量為父親也是為我多留下一些影像的“念想”。但是相機裏一幅幅行將湮滅的故鄉場景似乎一直在糾纏着我，過年的興味早已跑得無影無蹤了……